2023年11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中國學大會?上海論壇致賀信指出：“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有文明的互鑒才能實現共同的進步。”絲綢之路，作為中華文化的一脈精神根基，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精神，譜寫了一曲文明互鑒的恢宏史詩，成為中國與世界共同進步的力量源泉。絲路的文明互鑒，是一個永恒的主題，穿透歷史，開啟當下，照亮未來。
一、絲綢之路：文明互鑒的和平之路
衣食住行，農桑為先。在化學纖維發明之前，棉、毛、絲、麻是人類從自然界獲取的四大天然纖維。特別是絲，是華夏先民最具創造偉力的人工造物。從觀察自然界“作繭自縛”的蠶的習性開始，到將野蠶家化進而栽桑養蠶、剝繭抽絲，我們祖先創造了與農業并舉的蠶桑業。1926年，我國考古學家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出半顆“蠶繭”，從此黃帝、嫘祖夫妻制衣裳而興教化的傳說有了清晰的史影。中華的“華”字，有一層意思是指穿著綾羅綢緞絲制“華服”之人，由此紀元前的西方人美稱中國人為“絲人”、中國為“絲國”。
絲綢，同時塑造了中華文明生產性、包容性與和平性的文化屬性。關于衣飾與文化一體，唐代孔穎達給出了很好的釋義：“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認為：“在中國古代漢語中，機不只是指織機，而且指機智以及智慧。”將區別于西方碼頭起重機（crane）的中國紡織機（loom）及其文化隱喻，作為中國生產文明與西方商業文明本質上的差異。中國臺灣歷史學家許倬云提出中華文明具有普世的“天下格局”，沒有“帝國主義”的含義，以天下萬民為關懷，不以國界為限，是和平開放的。1877年，德國人李希霍芬第一次命名“絲綢之路”。除了注意到絲綢在中西貿易中的特殊地位，李希霍芬還看到了絲綢所蘊含的生產性與人文性意蘊。他在《中國》一書中指出：“這里曾多次生發出高級的文化，藝術與科學十分繁榮。”
絲綢之路是一條中華民族共同體共同參與的全方位的開放之路，是一條沿線各民族民心相通、互鑒互惠的平等包容之路。一方面，中國以天下為公的“大同”情懷向世界奉獻了中華的和平“大道”；另一方面，中國以海納百川的“和合”胸襟，向世界學習，推動文明共同進步。
二、“大同”：中華文明的世界意義
通過中外互通的絲綢之路，中國的生產性文明帶給世界空前的繁榮。絲綢、茶葉和瓷器成為歐洲皇室競相追逐的奢侈品。東方的富庶，通過馬可?波羅的絲路游記喚起西方人幾個世紀的東方情結，也間接成就了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特別是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等技術的西傳，更是直接叩開了人類近代文明的大門。對此，弗朗西斯?培根說三大發明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馬克思則指出三大發明預告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
絲綢之路，既是中國生產性文明的對外物質交流之路，更是一條中國與世界文明互鑒的文化之路。通過這條人文大道，沉淀在農桑業的生產性文明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生態自然觀以及由此升華的四海一家的和平主義也深刻影響了世界。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荀子“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的可持續發展觀，到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世界意義；有機農業是中國對世界的又一大貢獻，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動實踐，將天地人“三才”和合而一，是中國人從土地里種出來的哲學。針對西方利用科技的力量蔑視自然的恣意妄為，恩格斯痛心地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作為早熟的中華農耕文明文化代表的儒家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特別是“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讓世界為之感動。1922年，“世紀智者”英國人羅素在其《中國問題》一書中語重心長地說：“中國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襲數千年，若能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會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然而，歐洲人的人生觀卻推崇競爭、開發、永無平靜、永不知足以及破壞。導向破壞的效率最終只能帶來毀滅，而我們的文明正在走向這一結局。若不借鑒一向被我們輕視的東方智慧，我們的文明就沒有指望了。”由此，羅素對中國的世界義務寄予厚望：“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學和藝術，開創一種比現在更好的經濟制度。”“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探索出一條和平崛起的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中國道路的成功給全世界帶來新希望。
三、“和合”：中華文明的內生動力
絲綢之路是中國對世界的不朽貢獻，但這不是單向地對外輸出，中國也以包容開放的平等姿態與世界交流，通過文明互鑒，促進了中國的經貿繁榮，完善了中華文明的形態。
除絲綢、茶葉和瓷器外，中國還對外供應金銀、寶石、紙張、飾品和香料等貨物，同時輸入棉花、織物、玻璃、琥珀、紅酒、地毯、寶馬和許多帶“胡”字的物產，也引進棉織、掛毯、葡萄、玻璃、造橋、金屬加工以及醫學、歷算、音樂等科技和藝術。這些物產、科技和藝術引進的背后，是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鑒。僅有唐一代，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中亞游牧文化甚至歐洲文化等相繼傳入，萬方樂奏，融合創新。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合共生，是中華文明平等包容的品格。張騫出使西域200年后，佛教就經絲綢之路和平地傳入中國，在龜茲、敦煌、天水、大同、洛陽等地留下無數令人嘆為觀止的佛教石窟造像和壁畫。佛教與中國本土的儒教和道教互鑒融合，形成儒釋道三教并立的中華文化格局。佛教還對朱熹理學等中國文化體系產生實質性影響。
天文歷法，以其“定年號，頒正朔”的政治功能，被歷代視為“國之大者”。印度的《九執歷》深刻影響了唐代的《大衍歷》；元明兩代，來自伊斯蘭的《回回歷》與中國的《授時歷》和平共處、相互參鑒；明末徐光啟據西洋歷法編《崇禎歷書》。一部中國歷法變革史，見證幾多絲路文明互鑒史。
中華文明的平等包容品格，也反映在對外來文明的主動吸收上。法顯和玄奘沒有坐等佛法東來，而是跋涉萬里前往西天取經。65歲高齡離行長安的法顯貫通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書寫了大唐的盛世繁華及其協和萬邦的魅力所在。法顯、玄奘的絲路之旅，不僅極大推動了佛教的“正本清源”及其中國化，而且溝通了中印文化，甚至填補了印度歷史的空白。正如一位印度史學家所說：“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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