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得到了一部油印本的王謇（1888—1969）所著的《續補藏書紀事詩》，遂請王謇曾孫王學雷為之題跋。跋里感慨，他家原藏有此書的清稿本，不慎流落別處，相見無緣，但也有令人振奮的消息：鑒于此書已出版本存在不足，王學雷“乃發宏愿，詳為校證，期于盡善”。如今，《續補藏書紀事詩箋證》終于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失落的清稿本也翩然歸來，成為校訂的重要依據。珠還合浦、物盡其用已是佳話，家學四世不絕，后人箋證曾祖名著，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于是生出許多感想。
作為近代江南名重一時的文獻學家，王謇的著作，論精審，無過于《宋平江城坊考》，論影響，卻以未竟之作《續補藏書紀事詩》為第一。究其緣由，不得不說與“藏書紀事詩”這一獨到的文體有關。
藏書紀事詩這一文體的開創者是清末學者、藏書家葉昌熾（1849—1917），自從1890年他歷時七年將《藏書紀事詩》“粗可寫定”，又在生前兩次刊行（1897、1911）之時起，相關著作與文體即備受矚目。詳細說來，“藏書紀事詩”是“援厲樊榭《南宋雜事詩》、施北研《金源紀事詩》之例”，對五代以下近千位藏書家各作一詩，“條舉事實，詳注其下”。詩為七絕，詳注則以藏書家生平事跡為主，涉及書籍的聚散、災厄、鑒藏等，文末間以考證或點評。此書一出，百年來續作不斷。僅刊行面世的，就有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周退密與宋路霞合作的《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等，蔚為大觀。這些后續之作，都基本遵循了葉氏的新體，差別只在于“注”（或謂之按、傳、跋）的詳略程度不同而已。歷代學者對《藏書紀事詩》的評價都很高，如“文字一日不滅，此書必永存天壤”“書林之掌故、藏家之詩史”等，可見一斑。
不過，我們今天回顧“藏書紀事詩”這一體例，就能明白，它的創制并不在于難，而在于巧。從載體來看，它屬于文學；從內容來看，它關乎歷史；從趣味來看，它是掌故性質的。無論是創作還是閱讀，它都在文人與學者、才華與學問、趣味與嚴謹之間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再經過一百多年的學術淘洗，成為讀書人馳騁辭章之才、考據之學、義理之識的載體。
幾十年來，學界通常認為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的創作時間在1949年之后、1969年作者去世之前，但王學雷綜合材料，推測此書動筆當在王謇1937年遷滬執教之后，寓居流碧精舍期間。王學雷根據家藏遺稿，整理出《續補藏書紀事詩》被摒棄的三個書名《續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三續藏書紀事詩》《再補續藏書紀事詩》，均指向1935、1936年間倫明出版的《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結合王謇自道“拙詩之作，蓋由先生（指倫明）啟之也”，可見其創作緣由或起于倫著。
王謇始作《續補藏書紀事詩》，年已五十許，不大可能沒讀過葉昌熾的名作《藏書紀事詩》，卻未嘗動念續補。但他對“藏書紀事詩”必定有興趣，這才會一聽說倫明發表了《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便千方百計托人找來，甚至最初的創作意圖都離不開續補倫著。關于倫著，學者蘇精認為“體例上不如葉氏的嚴謹，往往涉想所至即筆而書之，精悍有余，完整不足”，學者翟朋則認為與葉昌熾重在為藏家立傳不同，“非亟亟于輯錄史料，為藏家留影，而在默察時變、深究風習，既存學術故實，且憂世道人心。其意旨深沉，非限于藏書一事”，如此種種，與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確有相通之處。相較而言，王氏寫法較近乎倫明，也是最適合他自己的表達方式。
王謇逝世一兩年后，其好友洪駕時推動同人集資，將《續補藏書紀事詩》“油印試之”。此書從此傳播文苑，形成了多個版本。王謇是蘇州人，行跡不出滬、寧，接觸的書人、書事自然以江南為中心，而江南明清兩代藏書尤為興盛。《續補藏書紀事詩》所記多親歷親聞，極為可貴，書中所記姚子梁、陸鳴岡、林石廬、孫毓修等人的事跡，多未見諸他處。藏書家的生平、珍本名槧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部以江南為中心的近代藏書文化史。
王謇自己當然也是這幅藏書長卷中的人物，他的吟詠與記敘是有溫度的，隱藏著許多微妙的態度與關懷。他寫人物，記趙萬里的一節常被引用：“見其入門下馬，行氣如虹，頭角嶄然，睥睨一切。師設宴，命余陪座。余性迂瑣，蜷倦座隅，竟席未敢通一語。后讀萬里所著《說苑斠補》，見其出入宋元精本，揮斥諸校勘家不遺余力，乃幡然曰：‘學問之道，其如是耶？’”他重氣節，表彰律師藏書家錢崇固“不受非法請托，不受脫輻反目、劫殺血手及一切顯見理由之事，世稱之曰‘三不接’”。他有俠義心腸，羅振常刊印王葆心《藏書絕句》，“誤作者為楊惺吾守敬”，他一定要記錄下來；張惠衣托他賣書應急，他先墊上資金，說已售出，卻過了很多年才脫手；友人去世后，藏書被人廉價“囊括而去”，說要整理遺書，刊行札記，“余一再為其家人請踐宿諾”。王欣夫說趙詒琛“生平嗜書若命，尤好表彰潛德”，移評王謇，也同樣恰當。
《續補藏書紀事詩箋證》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對原著的文字校正。王學雷據以校勘的版本，清稿本便有兩種，基本將油印本以來各本在字面上的訛誤、脫漏、妄改一掃而空，還增加了一些未刊的內容，論準確與完備，都是前所未有的。二百多條校記，可見用力之勤。如“觸棖”一詞，或以為當作“棖觸”，王學雷引王謇為陶冷月畫作的題詩，證明“觸棖”不誤；又如“損書致謝”的“損”，各本均作“捐”，但可以看出清稿本原作“損”，被劃去，王學雷引劉琨《答盧諶詩并序》，指出“損書”“乃受人書信之敬辭”。最有意思的是，寫徐澂“敏而好學，少時嘗得”某書，兩個清稿本都作“敏而好學，吾黨稱為‘智者少師’，嘗得……”，原來是脫漏六字后，將“師”臆改為“時”連接下文。這里的“吾黨”，章太炎門下自謂也。
本書的主體在于“箋證”。引證材料極其廣博，大家能想到的詩文集、方志、家譜、信札、日記、書目、批校、題跋、年譜、碑傳、報刊、筆記、回憶錄當然物盡其用，連戶籍證明、職員錄等等也都攝入筆端，讀者一上來很容易目為之迷。其實，其中的法度，可以從三個層次里體現出來：首先以王謇的著作來箋證。書中引用最多的，大概是《流碧精舍師友淵源錄長編》與《民國吳縣志》及校補，其余種種不一而足。其次以藏書家本人的著作來箋證。藏書家大多是著述家，書中相當一部分人，如金鶴望、吳梅、冒廣生等都有著作傳世，為箋證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再次以藏書家師友親朋的著作來箋證。這些藏書家，常常被師徒、同門、親戚、同事等提及，著述之中每每彼此牽引，也都被納入進來。
王學雷的箋證，極大深化了原著的記載，又時時顯出精到之處。鄭文焯藏書為康有為所得之后的去向，屈爔與人合開的書肆雙百樓等，原著都是三言兩語一筆帶過，箋證卻匯總其始末，呈現深廣。王謇與同時代大多數學者一樣，著述時多憑記憶，下筆難免失誤，箋證“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一一悉心訂正，最為可欽。
王學雷除以十多倍于原著的篇幅作箋證之外，還附了清稿本合校，油印本與清稿本的人名順序、用語稱謂對照表以及《本書相關資料匯總》，凡一百五十多頁，與《續補藏書紀事詩》相關的一手資料盡萃于此。尤其是其中首次披露的《流碧精舍師友淵源錄長編》，提示了許多有意味的學術線索，必有可開掘的空間。
從《續補藏書紀事詩》延展為《續補藏書紀事詩箋證》，如果說王謇原作是書林一葉上的主脈與側脈，王學雷箋證則是在其間錯綜交織、網狀分布的細脈，氣象邃密，生機無限。從中國傳統文化與江南地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成長出來的這樣一部書，也是百年來書香世家文脈不絕的見證，奕葉有光，彌足珍貴。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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